由于是同城邦联系，这个词（英文citizen，法语citoyen，拉丁语civis）完全可以译为市民，无丝毫不妥。

）这一思想足以被视作是民法研究领域中的一次思维变革。后两者一般合称为物的保全请求权。

物上请求内容的纯粹决定了其提起要件的纯粹，那就是只看有无无权占有、妨害或妨害之虞这个事实就行了。因为此时实际上是以恢复物的原有支配力下所能实现的利益状态为限度。物权人有容忍义务的，妨碍人得为抗辩，而不构成对物权的妨害。〔日〕我妻荣：《新定物权法（民法讲义Ⅱ）》（日文版）1984年版，第9页。因此如何建构物权请求权制度提起及实现的程序，是该制度得以发挥其价值的前提。

有益费是指并非保存、维护一物所必需，但可以增加该物的价值，对所有人有好处的开支。但承认其物权请求权性质并不必然意味着将其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利，把它放入原物返还请求权中规定仍能达到该制度目的。{10}至今，虽然不能说中国已经成为法治（rule of law）国家，但是相比三十多年前，已经向法治社会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初步实现了从法律虚无到法制（rule by law）社会的伟大转型。

实验性立法，是指地方政府或者受中央政府委托，或者基于自身的创新，在辖区之内进行立法的实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针对行政行为的法治化建设之上。部门改革的行动者主要是各种中央部委机构及其主要领导官员，因此也属于自上而下改革的一部分。其中，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12}而本文作者则曾经基于对孙志刚案件的深入剖析，提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三方竞技的法治进步动力机制。在当代中国，上在经验上可以对应那些直接影响政治局决策的小圈子。

另外一个成功的顶层设计例子是港英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香港政治的改革，包括建立新的廉政体制。{30}对四人帮的公开审理是这种法律改革的序幕，它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对刑事法制的改革上。在立法领域是如此，在执法和司法领域更是如此。而后者主要涉及宪法政治问题。

例如，江平把过去三十多年的法律改革路径称为法律实验主义。至今为止，中国在走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政府分五级：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县市级政府和乡镇政府。此外，在中国，与地方政府推动的改革相类似的是由中央政府部委所推动的部门改革。

简言之，行动者、利益和能力是交集在一起的。说到底，走向法治的改革能否落实，归根到底还是让政府官员意识到，是否认真对待法治同自己的利益（尤其是自己的官位）相关。

就这一点，中央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未来的改革方向是从有法可依转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上。法治巩固来自政治学家研究民主转型所用的概念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24}。

今后针对地方依法行政和司法运作的总结和推广，应当避免类似问题。{66} 此处，我们将结合当下的法律改革热点和趋势来提出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来实现走向法治的具体制度设想。其二，相应地，执政高层对地方差异性也了解甚少。反过来，中间变革提供了这种选择以及通过选择来促进改善的空间。第二个差别是，实验性立法尽管可能因为几个地方同时实验而存在短期之内的竞争，但某种方案一旦被中央政府最终采纳之后，竞争性实验便终止。{20}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国家的制定法被激活了，在日常生活中被重塑了。

它的最终目的是为大国的法治道路创造一个政策市场，并同时推动一个主权国家辖区之内的同法治建设相关的政治市场与思想市场。如果高层的目标是为了追求政治斗争的绩效或者其他百标时，地方官员也会为了这些目标而穷尽一切手段。

⋯⋯我们会提供一种新的、第二代关于联邦制的经济理论。第二部分则分析顶层设计的长处与不足。

但是，也不能不有大国。一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的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并转化为法律行动，积极地肯定了自上而下的国家法律，并使之从书面的法律转化为行动的法律。

对改革者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所有改革启动的相同根本原因。比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在2008年创建了余杭法治指数，并对9个指标进行评估并试图加以改善。{62}针对这个问题，被经常提及的一种方略是，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并同时发挥两者的优势。其二，相应地，两者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不一样。

为此，企业理论对困扰企业运作的动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同自上而下改革的行动者一样，地方政府的官员首先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行动，然后间接服务于地方的整体性利益。

当然，上述就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的制度建设，只是一种针对当下体制现状的阶段性建议。就内涵而言，实验性立法是指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台某项法律之前，由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地方出台部门法规或者地方法规，以暂行、试行的名义，部门性或者区域性地进行阶段性实验，以检测其可行性与利弊得失，为最终出台全国性的正式立法提供经验与教训。

第三部分进而结合政治经济学者对当代中届中央-地方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说明中间变革的内涵，以及与一些类似概念的异同。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政治家都已经非常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同时发挥两者功效的重要性。

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从两个方面对中间变革进行一个理论归纳：其一，中间变革的内涵，包括其行动者、激励机制、方式和效果。因此，尽管我们意识到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合理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但是中国能否实现法治巩固并最终走向法治国家，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向后倒退，还得取决于执政高层在进行改革设计之时的利益动员，让国家内部实现利益共识一一至少在局部领域实现利益共识。{64}当然，中央-地方关系是所有大国的共通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是中华民族的专利。制度实验和改革是个持续的过程，并不是实验到一定程度变成全国推广的制度之后就不需要改进了。

从法律改革的方向上看，立法工作尽管还是未来走向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经不再是重点工作。毋庸置疑，这种高层对走向法治的态度，在当前的历史关口是至关重要的。

两个积极性的要义在于中央政府承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法律改革中的独立利益，并通过制度化来保障这种利益的实现。因为，至今中国的治理结构还没有摆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悖论。

从推进中国走向法治这项伟大事业来看，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每一种力量的角色进行解剖麻雀一样的分析，通过回顾三十多年的历史，动态地分析每一种力量参与法律建设的行动者、利益与动机，并通过寻找利益共识的途径来挖掘各方推动法治的正能量。在中国，自秦汉以来，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就一直扮演了上传下达的中间角色。